座談紀錄 ──
井上淳一:我在若松製作的日子

座談紀錄 ──
井上淳一:我在若松製作的日子

文:羅凱盈

井上淳一於八十年代加入若松製作,見證着八十年代以後若松製作的日子。若松製作成立的六十年代,日本經歷過「反安保鬥爭」後,若松孝二以緊絀的成本製作出一部又一部的粉紅電影,影像中帶出低沉的社會氣氛當中的無力與失敗感。井上亦分享於若松製作工作的點滴,讓觀眾於電影以外更了解若松孝二及足立正生。

加入若松製作的辛酸

井上淳一笑言若松製作是所「血汗工廠」,若松事會事先表明於若松製作工作是無薪的,但假若能待於此工作三年,便能獲得擔當導演或進行拍攝的機會,而足立與井上同樣經歷過這階段。皆因若松實在太有魅力,能夠吸引到新一代創作人,不論是大學生或者於其他電影製作公司中的精英,都自願遭「剝削」加入若松製作。

也許當時社會充斥着絕望,不少有才華的創作人甘願加入若松製作取經,因為若松製作這個「木人行」的確是一處予造夢者重拾希望的地方。不過由於無薪而且工作辛苦,大部分都未能修煉三年便離開了。井上表示不認同若松以粗糙的製作過程及剝削新人作為降低電影成本之手段。雖然他亦曾經歷被剝削四年,但事過多年後,他覺得當年所吃的苦是值得。

若松密室拍攝之背後

若松孝二善於在有限的成本及製作條件下出品電影,而且能夠於影像中探討社會情況。當年一般的粉紅電影製作費只有三百至三百五十萬日元,故若松的作品多於密室或幽閉的場景中發生,一來能夠降低拍攝成本,二來可呈現出人民強烈之絕望感。《嬰兒偷獵時》(1966)以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表達當時日本社會中人民與政府的狀態;《被侵犯的白衣天使》(1967)中持槍少年更是一名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共同體,彷若七十年代所出現的赤軍之雛型。

此外,若松對於拍攝或製作不會有太多背後計算。例如,他要求拍攝過程迅速,幕後無需按部就班檢查各項器材便開始拍攝。這是其導演風格之餘,亦可能是減少拍攝時間再降低拍攝成本的其一方法。

縱使是低成本製作,若松亦能夠令演員於演出中帶出作品之張力。《嬰兒》的場景正是若松自己的住所,他要求整隊工作團隊於拍攝期間不能離開,眾人須進入戲中被禁錮之狀態直至完成拍攝。另外,《赤軍:PFLP世界戰爭宣言》(1971)的場景是營地,拍攝過程亦不准許演員離開,儘管他們有生理需要亦不能例外。這種方式足以令演員進入角色被壓迫的狀態,正是若松擅長的導演手法。

滿懷理想的足立正生

除了若松孝二外,井上亦有談及足立正生。當井上加入若松製作時,對當時的他而言,足立是一名傳奇人物。七十年代的安保事件後,日本社會出現更大的內部分裂,令足立有很大的絕望感。由於他對未來失去希望,故前往巴勒斯坦參與世界革命。

大學時期的足立已是於獨立電影界中的學生風雲人物,若松則希望滅一下他的威風,故提出見面的邀請,打算留難他一番。誰不知,兩人見面後,足立願意加入若松製作及「被剝削」。若松認為他就讀大學,是個知識分子,不適合當副導,故要求他寫劇本。亦正因如此,足立的劇本偏理論化,不容易以影像呈現,所以若松所導演的電影畫面與足立所寫之劇本是有出入的。

井上認為足立是位滿懷理想及充滿同情心之人。井上與足立曾同時任教日本電影大學(前日本電影專門學校)一年級的編劇課。當井上沿用若松之風格(即不斷否定學生之作品)時,足立不斷質疑這是否一個好的教學方法。足立向他表明,學生於在學時期應該學習更有趣的事情,並不是不停遭挫敗。可見,足立除了年輕之時身體力行追尋理想之外,為人師表後仍期望給予下一代有實現理想的空間。

最後,井上於座談會中指出製作《嬰兒偷獵時》與《被侵犯的白衣天使》的時代背景與現今香港傘後的處境相似,甚至人民於現時日本的社會狀態仍然是對於政權感到失望。不過井上寄語港人不要絕望,要懂得反抗,就如若松所講:「可以「擲石頭」表達不滿,總之要盡一己所能去回應時代!」而且,他看見當日席上有那麼多香港觀眾觀看若松製作之作品,若松孝二在天之靈必會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