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之路》映後座談會

獨立電影創作之路──《未竟之路》映後座談會

文: 《獨報》記者 麥智軒 Matthew Mak

香港獨立電影節2018於1月16日在兆基創意書院放映室播放了《未竟之路》,作為「溫故知新」專輯節目的第一場,並在放映後舉行了映後座談會。是次映後座談會,邀請了《未竟之路》的兩位青年導演林子穎和黃頌朗,分享有關《未竟之路》的創作心得,以及作者在選取作品題材的考量,藉此探索他們電影創作之路。

嘉賓:林子穎(Nora)、 黃頌朗(Samuel)
主持:鄧頌賢(Jaspa)

問:導演是本來便認識馮敬恩(Billy)和許彤(Popsy)兩位主角,很自然地選取這兩位,還是經歷了一些事情才選擇了他們?
Nora:我們在大學時期已認識兩位主角,很早便有一個類似的念頭:在2014年的暑假收到學聯的通知,知道有罷課這回事,我們便想以紀錄片的形式記錄學生參與罷課。因爲我當時在港大校園電視台當記者,拍了大半年新聞影片以後,覺得新聞的形式有限制,只能陳述,不會很深入地對某特定主題或者人物作分析。那時候碰巧在海外學拍紀錄片,回到香港便找了我的上上莊(Samuel)一起完成這個計劃。當時預計了某些人在罷課時候會特別踴躍參與,於是便拍了下來。

Samuel:罷課發生那段時間斷斷續續有些片段,這些片段是在雨傘運動時港大校園電視台新聞部同學提供的。我們到運動結束後才發現有太多片段,不是很有組織、角色不大突出,是新聞性、資料性比較強的素材,所以在運動完結後我們才思考如何處理這些素材。當時我們覺得做不下去了,因爲整件事都未有雛形;或者重頭再拍,這便是現在能看見的八成片段,許多都是一些後來的回憶,這些回憶在電影裏面穿插,讓他們重返舊地。焦點都是由雨傘運動變成重頭再拍,就像是後雨傘一般。

問:提起後雨傘,片尾引用了佛洛斯特 (Robert Frost)的詩歌《未竟之路》(The Road Not Taken):「有兩條小路在樹林中分岔,我選了一條人跡罕至的路行走。結果,其後的一切不再依舊。」這部戲的命名是不是很大程度受到這句影響?
Nora: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最初我們只當此作一個計畫,而這個計畫我們是叫作「Billy Fung Project」的。但後來要交計劃書,需要一個戲名。我不是太有文采、不大擅長重新創作,於是便借用了那首詩作為電影的命題,那首詩是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的一首詩。那時我想只是當作計劃書的名稱而已,還未確認。想不到後來大家都想不到更好的戲名,而且Sam又很喜歡這個,於是便正式採用了。這雖然是有點誤打誤撞,但我覺得戲名頗為配合電影的主角,或大家在雨傘運動前後經歷的事。運動之後,許多年輕人會發覺香港泛民主派走了幾十年的路好像到了死胡同,怎麼也走不通,便會想:那條路還能不能走下去?於是便會像兩位主角一般以新的方法延續雨傘的精神。

問:你認爲《未竟之路》這部戲會不會對你很大影響,甚至影響到後來拍《地厚天高》也有這樣的方向呢?
Nora:未竟之路是我第一部長片,也是我第二部較爲完整的作品,我沒有受過任何正規拍攝電影的訓練,許多都是自己親力親為,不斷摸索,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才變成現在這個模樣。拍攝《未竟之路》的時候是比較痛苦的,因爲我在拍攝技巧上、或是器材操作上都不懂。到了中後期開始回想最初做錯了,只是已經到了很後期無法改正。譬如心態方面,電影的選角換了好幾次,而且效果與預期有出入,還有到後期的時候素材太多,我們面對海量的素材感到束手無策。電影的主題是「後雨傘的迷茫」。我們是先想這個主題,然後再看我們所拍的人,從他們身上挖掘一些故事。所以有點像是我們借這兩位角色的故事,去表達我們的意念。但我不想這個像傳統做新聞節目的方法,像執藥一般,將相關的影片套進去相關的理念。這套戲的兩個人在雨傘運動走了這樣的路,會不會有更深層次的理解?而且那時想到人的本質和做的事情不一樣,口裏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那該如何辦呢?很幸運當時未竟之路的兩位主角說的内容和我們分別不大。

所以《未竟之路》做不到的事情,我希望下一套電影可以實現,或者可以有些進步。所以我之後便想放下所有關於這部電影的包袱。不能説哪一個方向比較好,因爲《地厚天高》的拍法也有它的不足之處,但是我很高興兩部電影可以嘗試不同的方向。

問:你們在拍攝時會否期望觀衆看到後有共鳴?在《地厚天高》和《未竟之路》兩部之後,會嘗試什麽電影風格?
Samuel:《未竟之路》的結尾很明顯期望可引起觀眾共鳴。雖然兩位主角在鏡頭下經常說想做的事情未能做到,但不知爲何到最尾大家都忘記了本來自己想做的那樣事情。我們剪接的時候也提出了迷惘的這個主題,但是開了頭不知如何收尾,因爲事情仍未結束,仍可以引申到更多反思,但這將留待給觀衆去想。

Nora:我想藉《未竟之路》表達的理念在拍時已經浮現,我當然想觀衆能理解。電影的主題是社會、整個政治大環境、後雨傘時期,而《地厚天高》的範圍則小了許多,只講天琦和夢想。如此小的題材很難傳遞更大的信息。在做《地厚天高》的時候題材和方法可能不同,雖然有些事情我想記錄、想表達,但是只能像National Geographic一般,在拍攝的期間放任我拍攝的客體,看看能夠拍到什麽出來。拍攝時,天琦的成長、經歷的事情,與我最初想的頗爲不同,或者《地厚天高》經歷的事情比未竟之路更加戲劇化。我想説一個像梁天琦這個人的故事,我覺得他經歷過的事情值得全世界知道,但是這種故事並沒有那種看完之後希望觀衆能夠采取什麽行動,或者令觀衆信服某種觀念的意圖。我拍《地厚天高》時,政治或社會性的想法比較少,可能是想關注多些人性的表現。

至於之後有什麽打算,我們仍然在討論。但因為我已經拍了三條政治相關的紀錄片,我剛剛拿起相機時便開始接觸社會、政治,到現在的話已經差不多足夠了,我想試一些新的事情。畢竟我還年輕,不想困在紀錄片的框架中,會考慮拍攝紀錄片以外的類型或非政治的主題,只要是不同的事情便可。這並非代表我不想回到這類題材或框架,而是我希望拍攝可更有進步,並認識新的朋友。

問:有什麽因素鼓勵你們開始拍紀錄片?而且你們和兩位主角相處時有什麽難忘的點滴?
Samuel:我們兩位在港大的校園電視台認識,是學生會轄下的一支莊。最初就是這個地方提供了機會讓我認識拍攝工作,也認識了一些人,包括一些畢業後到電台、電視台工作的學長。之後我有幸參加一個紀錄片的暑期班,而功課是要交一份計畫書。當時正遇上罷課,於是我便把這個放到題目裏面。我本來是講更早的事情,但最初想的和最後的成果有很大的差異。而且也沒想到能拍成獨立電影,只是想如果能拍到一段比較長的片,在港大做到内部放映,然後上傳到YouTube便結束了,因此到現在有公開放映的機會我已覺得很幸運。因為有觀衆的支持,我們才可以在許多地方放映、甚至錄製成碟。

電影最初拍攝的次序並非現在呈現的狀態。馮敬恩是我們很早已經決定會找的一位同學,反而許彤是很後期才找來的。我們之所以會找Popsy拍,是因爲六四晚會的時候,Popsy在Facebook表示聽到會長Billy的演講詞後聲淚俱下。我想這個事件對整部戲來説很重要,可是我們卻錯過了。所以那時候我在想:如果多加一個角色會不會更有趣。我於是決定了找Popsy拍攝,之後再補拍一些在旺角的片段。儘管我們在製作上有這個調配,剪接卻很神奇地變成像同時發生一般。

Nora:我和Sam都是校園電視台的成員,我是偏向新聞組的。我拍這個作品時才落莊不久,與兩位主角不太熟,直到後來拍完一些片段之後才和兩位開始相熟。大家認識Billy可能是因爲校委會李國章風波,但這些都是發生在《未竟之路》製作完成之後的,所以都沒有怎麽拍。從朋友的角度來看,他所經歷的事是特別令人難受的。我最初認識Billy時他是個典型開朗大學生,但這幾年間經歷學校的風波,人開始變得消沉、沉鬱,尤其是上庭的那段日子,還要面對傳媒、記者的壓力。可以看見這樣一個人的情緒或者心理狀態變化,可以說是成長了,可是成熟的代價是快樂、純真都會慢慢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