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熄滅的革命怒火:
與足立正生導演映後視像對談

永不熄滅的革命怒火:
與足立正生導演映後視像對談

文:張高翔

若說「輕狂」是日本情色大師若松孝二的代名詞,那麼「瘋狂」堪稱是恐怖分子導演足立正生的別名。

二戰後,面對經濟起飛但人心迷失的日本,若松以較易賺錢的粉紅故事巧妙包裝政治宣言,鞭撻不濟的時政亂象,作風之鮮明大膽引來影迷激議;與其情同兄弟的足立去得更盡,他在現實中真的跑去當上革命分子,以肉身抵抗時代巨輪。

七十年代,足立跟若松參加完康城導演雙周後,毅然拋下家鄉的妻兒和事業,遠走巴勒斯坦,加入重信房子的武裝組織「阿拉伯赤軍」(赤軍),接受軍事訓練之餘,還肩負起紀錄者角色,為游擊隊製作紀錄片《赤軍:PFLP世界戰爭宣言》(1971),以及無數關於組織的生活和新聞片段,直至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國為止。

縱然足立自此被限制出境,失去個人自由和權利,可是剛於5月13日慶祝完79歲生日的他從不言悔。趁香港獨立電影節為其主辦專題放映,他還專程透過映後視像對談,勉勵傘後憂鬱的香港人,務必冷靜檢視現實,整頓心情繼續為理念抗爭。

逼於無奈的恐怖選擇

乍聽「恐怖分子導演」之名,足立似是霸氣又嚴肅的狂人,然而,當投映屏幕亮起,他卻以溫婉的語調和親切的笑容,展現了對世界的溫柔。足立七十年代初加入赤軍,雖然曾想過學習軍事和武裝抗爭等技巧,以肉身衝擊強權,但幾經轉折後,他最終接納游擊隊建議,改為「拍攝」組織真實生活,並將訊息轉達世界各地的人。

回看抉擇,足立認同這更有意義。他跟赤軍長年相處、交流後,觀察到即使這班人手法極端,出發點卻是出於無奈的善意,只為支援慘遭資本主義強權欺壓的底層,「析解武裝革命有很多層次。先談『恐佈』的字源,其字義『Terror』指向專制和獨斷的暴力,可以體現於政府以不法的手段統治人民上,而跟其對抗的人反而是『反恐分子』。只是隨時間演化,它才變成發動武裝抗爭者的稱呼。」足立解說。

足立又指出,這群抗爭者的處境,跟日本大眾的理解略有差異。基於國家時局不穩、各種官僚限制,要推行改革並不容易,好些國度,如巴勒斯坦人,抗爭時開槍是因為他們「被以色列人欺壓太久,不得不以此鬥爭。沒有槍枝和器械,根本無力還擊強大侵害。深究初衷,游擊隊的思想原點來自生活和保護家庭,而實際上,他們盡可能避免因武裝衝突引發傷亡。」遺憾地,受環境限制和無止盡的壓逼使然,才會爆發連串亂事和死傷,造成人民對巴勒斯坦、黎巴嫩或赤軍等的負面理解。

有生之年可做的事

為此,足立自覺有責任去挖掘和揭露實況。像《赤軍殘酷內鬥暗黑史》(2007)放映後,有觀眾疑問,何以影片選材傾向平淡,他回應不少人總將游擊隊的狀態幻想得風風火火,「其實大家不太了解巴勒斯坦游擊隊。早年資訊不多,認知尤其欠缺、誤解亦深,許多只看到他們使用武力,卻沒想過背後動機和掙扎。所以我想盡可能用影像弄清來龍去脈,立體呈現他們的生活遭遇,不是只顧具煽動性的一面。特別在七十年代,在日本革命的人雖然關心世界,理論讀很多、書讀很多,可是思想整理較混亂,對海外游擊隊有太多不必要的想像,所以平實拍攝以外,我尤其注重字幕,想強調他們的狀態和特質,好讓日後將影片帶回日本巡影,引起人們更大的迴響和討論,深入了解革命的意思。」

事至今天,足立的作品怎樣改變了社會?他本人不敢直言得失,只是經歷連串起跌和榮辱後,仍敢高呼一句,「六十年代至今,我的怒火不滅。」他認為,資本社會仍以強權壓逼群眾,「不見血的貿易戰爭,都是剝削人民的舉動啊。」所以有生之年,他還想繼續以創作回應世界,「權力是抽象的,要找方法將它呈現。政府藉由軍隊向人民施壓,將權力具體化展現出來;而我們就以作品去彰顯人民的力量。」哪怕抗爭時有失敗或失落,「人總覺得自己聰明,可以做好多事,但其實不是的,這會產生很多問題。適當時,就承認不足吧!反省行為的利與弊,避免自傷殘害,多支援有需要的人,是我們可以做的事。」足立憑人生經驗說出此話,並將之送給於傘運後感到失落的港人以互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