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的謊言》映後座談會

騙局裏,誰是真正的騙子?——《貝多芬的謊言》映後座談會

文:《獨報》記者黃梓瑩

香港獨立電影節2018帶來了三部由日本導演森達也先生執導的紀錄片,其中《貝多芬的謊言》則是森達也於2016年完成的作品。放映後,導演於觀眾席後方上前與觀眾對話,表示電影於歐美各地上映期間,觀眾大多選擇不等待電影結尾片段而提早離去,而香港觀眾則會靜候,為此感到很高興。

問:為何會選擇拍攝佐村河內?接觸佐村河內先生的過程又是如何呢?
在佐村河內事件發生後,有出版社編輯聯繫我,希望我能以寫作方式報導事件。起初我對事件不感興趣,但礙於編輯先生再三邀請,盛情難卻,我便到訪了佐村河內先生的府上。見面後來漸漸發現,佐村河內先生為人有趣。在徵得本人同意後,我便開始了拍攝的工作。

問:你認為佐村河內先生願意接受拍攝的原因是希望藉着電影為自己平反嗎?
我不認為如此,因為我在拍攝前已先向他表明我的一切拍攝,是出於利用佐村河內先生本人,他卻很爽快地答應了。而且在那之前,我也先讓他看過我另外兩套作品《A》和《A2》,佐村河內先生意識到我拍攝的手法與一般傳媒不同,這也是他願意接受我的原因。

問:鏡頭外,導演和佐村河內先生本人的關係如何?
雖然能稱上是朋友,但我認為大家的關係同時也非常複雜呢。好像我是在利用他作曲家的身份做電影,而相反他也可能在利用我的作品,所以大家都有着多重的關係存在着。

問:電影最後的鏡頭中,導演向佐村河內先生問了一個問題:「你還有事情對我隱暪任何事情嗎?」然而結尾卻沒有答案,那麼導演知道事情的真相嗎?你相信佐村河內先生嗎?
電影的結尾鋪排是希望能給予觀眾一個思考的空間。到底我們各人於事件中,有沒有被任何一方,包括主角、新垣,或是媒體所發的訊息欺騙呢?我認為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並沒有存在着必然的說法。正如很多人,包括日本的媒體,對於事件的立場上,時常過於黑白分明。事實上現實往往存在着許多灰色地帶,與其說相信佐村先生,倒不如說是我挺喜歡他為人呢。

問:電影其中一幕是佐村河內先生在家中收看新垣先生參加綜藝節目的畫面,也接上佐村河內太太的鏡頭,導演是如何透過這種場面表達你們之間的關係?
對比一般的紀錄片,我較喜歡拍攝社會中的弱者。同時因為我本人也是處於弱者的角度拍攝,當大家以同一角度出發時,便更能容易互相理解和相處。

問:就你而言,寫作與拍攝的分別在於?
與佐村河內先生見面的一刻,正如電影所見,我認為當下的氣氛非常適合以錄像形式作紀錄,很有畫面感吧。同時有如電影很多的剪接,特別是最後一幕,是電影的一種呈現方式,文字上很難達到,因此拍攝會較好。佐村先生於我眼中,是一個很「上鏡」的人物,指的不是外型上,而是他整個人的舉動和所發放的氣場,我認為在大銀幕上會很好看。電影上映後仍然有人問我:「還要不要出書呢?」,但我認為沒有這個需要,現在這部電影已很足夠。

問:導演拍攝紀錄片的風格,傾向不批判主角本身,反而向觀眾帶出日本傳媒醜陋的一面。請問這是導演的初衷嗎?日本社會會否也存在着那些問題,令你產生這樣的想法?
我認為這種問題絕對不限於日本,而是世界各地,特別以東南亞,包括香港、韓國等媒體常見的情況。以日本為例,媒體習慣以讀者較易吸收、理解的出發點傳達資訊。但正如之前所說,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總會存在許多灰色的空間。我很希望能透過電影帶出這個觀點,令觀眾願意親身了解事情的本身,而非接受大眾媒體的片面之詞。

問:電影在日本上映後,有引發任何爭議嗎?
電影兩年前在日本上映,當時亦是在熱議階段,也有不少評論文章。後來遇上另外兩套電影大作上映,社會的輿論也因而也漸少了。

問:電影中有一幕是佐村河內先生接受美國傳媒的訪問。你認為外國傳媒對事情有保留灰色的空間嗎?
美國記者們先是到訪事件中所有其他的人物,最後才到訪佐村河內先生的。在集合了那麼多人的意見後,報導相對較深入。加上他們的追問,當晚訪問至凌晨二時才得以完結,那次的訪問確實較一般的不同。

問:電影中多次帶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其中一幕導演問及佐村河內先生相不相信導演,如不相信便不能拍下去了。倒轉頭來說,那是否也意味着導演信任佐村河內先生?
由電影的英文名字 FAKE 可見,其實到底誰才在說真話呢?我認為我才是最虛假的人,電影當中的那個回答,事實上也沒有證據證明是真話,我也有可能在說謊,那麼就是要觀眾自由判斷一個屬於自己的真相。同時我的風格是我時常會走到鏡頭前面,而非如電視台紀錄片般以客觀的角度呈現事情,我希望能展現一種導演與角色對峙的關係,因為現實並沒有中立的存在。個人而言,我是「想相信」佐村河內先生的,而這個感覺也希望能透過電影表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