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我在奧姆真理教的日子2)映後座談會

誰在決定我們去看甚麼?——電影《A2》(我在奧姆真理教的日子2)映後談

文:《獨報》記者蔡育衡

1995年的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事件不但令市民懷着不安的情緒,更是因為整個社會找到了共同的敵人,讓真理教成為他們的出氣口。森達也在《A》和《A2》兩齣紀錄片中,不但走入奧姆真理教的內部世界,更對媒體作出強烈的批判和反省:從拍攝與被拍攝者的關係,以至到紀錄片的形式,他以此一一詢問紀錄片的本質。事隔多年,森達也在今年的香港獨立電影節重新審視當年的作品,在映後談中他提到了當時社會和傳媒的生態,如何影響自己對紀實的看法。

不可以拍「善良人做壞事」

沙林毒氣事件後,森達也開始為電視台拍攝一部關於奧姆真理教的紀錄片。當時傳媒已經出了很多報導,將奧姆真理教放在一個很邪惡、負面的位置上,森達也卻希望撇除先入為主的視角,拍攝教團真實的一面。電視台高層看見他拍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便給予他壓力,不想節目「出街」。

體制並不容納這種拍攝角度,森達也於是拿走了紀錄片的檔案,繼續拍攝,「開頭自己也不知道為何拍攝會被終止,直至最近開始明白了原因在於電視和電影是兩種很不同的媒體。」他認為主動來看電影的觀眾很可能對信徒有些想法,電視觀眾則不然。

談及入場觀眾對這部電影的觀影經驗,森達也相信觀眾都會同樣感到困惑:不論在1998年上映的《A》,還是在三年後的《A2》,裏面的信徒給大家的感覺其實只是普通人。「他們不單是普通人,甚至是不可思議地善良,但他們在日本社會中卻有一個『全然邪惡』的形象。」

導演認為這其實是電影其中一個重心,為甚麼這麼善良的人會做壞事呢?他嘗試去質問一個龐大社羣的思考模式,「片面地想像邪惡的人做壞事,比起嘗試去了解善良的人為何會做同樣的事情來得簡單。」故此他深知,若果要在電視台記錄這種「善良人做壞事」的故事的話,就難以避免會出現問題。

為自己而拍的紀錄片

森達也後來決定要跟從自己的想法,尋找和社會想像不同的角度,以映像敘述事實,不作修飾。然而他在映後談中又再次對真實與中立之間的關係作出反思,真實是否等同於完全的中立?

在《A》一集中,警察「插水」 嫁禍並捕逮了其中一名信徒,各人在討論應否交出錄影帶作證據時,森達也在鏡頭面前,表示自己是一個中立的旁觀者。後來回想,他卻感受到拍紀錄片並不能有真正的中立,「紀錄片是為了自己而拍,所以到了《A2》,就更相信要用這一個方法來拍這部作品,就是將自己也放進去。」

森達也會拍攝自己和被拍攝者對話,甚至在最後拍出自己對荒木先生以及當時社會的看法,顯示出導演無法站在全然中立的位置。然而不用旁白和配樂,卻是源自他對真實性的堅持。

面對這些主流傳媒慣用的紀錄片手法,他說自己並不滿意這種引導觀眾的取態,「有音樂和旁白的表達方法是比較容易理解,但也會變得太淺白,大家不會有自己思考的空間」,所以森達也寧願像現時這樣,不再用音樂和旁白,讓在場觀眾自行思考映像背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