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留學生短片集」映後談

留學生的異國電影夢:尋找個人風格的漫漫長路 ——
「台灣留學生短片集」映後談

文:《獨報》記者蔡育衡

今年香港獨立電影節帶來了五齣留台港澳僑生的短片作品,我們請來了其中四位編導參與映後談,討論各人的創作和拍攝歷程。四位經驗尚淺的年青電影人共同面對着異域的文化衝擊,他們如何在台灣的土壤尋找故事,培養出屬於自己的影像風格?

《渡海》:感受生命的流動

《渡海》講述阿文努力學習游泳,希望去那「遙遠的島」尋找已經去世的阿嬤的故事。導演莊世圖提到這部電影的出現,來自老師的課業要求。老師希望學生能拍出一種狀態、氛圍或者情緒,「然後我便想到目前最大的恐懼究竟是甚麼,也許是要面對家人無可避免的死亡,於是我就一直去想,有甚麼元素可以加入去拍。」

在電影中,水的意象十分突出,貫穿了整齣電影的聲音和畫面。故事嘗試探討人們如何面對死亡,「電影講述生命的流動性,小孩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和死亡如此接近,而水是我日常見得最多的流動物質。因此我一直在想,水的流動性和生命的流動性能否做出連結?」而他亦提到組員給予了他很多建議,例如美術組希望在屋內加一個魚缸,從而令電影在意象上表達得更好。

生命不斷循環流轉,莊世圖說自己喜歡看別人如何拍出這些細微的情感,「我個人很喜歡塔可夫斯基的《鄉愁》,最後主角拿着燭火,小心翼翼地保護它的一幕,那段令我很觸動。」在《渡海》中也有類似一幕,阿文要在游水考試游到池對面去,「我拍的時候想學塔可夫斯基那種拍法,就是由得他游,游不到便等他返轉頭。」電影最後剪走了這一部分,但他希望觀眾可以意識到死亡不一定等於終結,也可以轉化成新生命。

《漩渦》:觀看身不由己的女性

《漩渦》講述兩父女因一次社工家訪,而掀起兩人間一直以來因從未互相了解而產生的風暴。有關社會議題的電影,風格向來都比較陰沉,編劇鄭安晴指出導演陳祺欣的拍攝風格很受是枝裕和以及東歐電影所影響,「所以你會看出她會用一個比較陰冷的調子,和客觀的視角去窺探一件事,以此帶動電影的節奏和呈現方式。」

鄭安晴談到她們在準備拍攝的前期,做了不少人物專訪,訪問在家庭暴力之下成長的小朋友和婦女。這引起了她們對施暴者和被虐者關係的思考,「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會問這些女人為何不會離開這些施暴者?」她們認為家人間的情緒勒索和高壓管控,比起暴力宣洩來得更深刻,因此在電影中呈現暴力的成份其實並不多,而女主角亦為演出這個弱勢的女性角色而作出了很多新嘗試。電影要表達的情感與現實的情況同樣是充滿矛盾,「可能原生家庭有很多東西困住了我們,但逃走又是否真的那麼容易呢?為了自由,有時我們想逃走,但終究又會有點身不由己。」

《安娜》:煙的重量有點像夢

呂小慧的《安娜》講述兩個來台女生在異鄉的迷失與落寞,故事中,煙的符號不斷在畫面中出現。在映後談間被問及對這意象的運用,她說自己其實並不吸煙,只是有次在片場工作,發覺煙的重量有點像夢的質感,才把這個元素放入電影裏面。她直認拍攝初期風格十分斷裂,有時重心放了在對話,有時則放了在影像上,煙的畫面也時有時無。後來因得到一位社會學的老師的啟發,她了解到自己的問題,便學習將整個意象統合起來。

呂小慧談起自己對黑澤明的導演手法情有獨鍾,「他很強調若要說服你的演員去相信自己是故事的角色,你就要把他放在一個適合的空間裏面,給他好的美術指導和角色應該要穿的衣服,演員很自然就會入戲。」於是她便一直跟從這個原則來找演員和做美術。

除了場景的營造,顏色亦會影響到電影氣氛的展現,台灣的夜景相比起香港較暗,要打很多燈。電影中的異色感覺,除了來自台灣的黑夜,也來自電影對顏色的運用,「當時我在想如何要令整齣電影變得沒有那麼寫實,所以用了很重的顏色。」街邊的霓虹燈、秘密空間中的紫色光管都為安娜的生活帶來一點神秘感,但突顯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更是導演希望能達到的感覺。

《登入晚餐》:這個城市害怕孤獨

相比起另外三位編導,張志威在拍攝《登入晚餐》的時候,對台灣這個地方更有自覺,「因為住了在台灣很久,特別有感情,所以當時想把很多台灣的地景都拍進去。」《登入晚餐》的確有很地道的人文景觀,街市、舊區、巴士車廂都有,但導演說有趣的是電影拍完之後,很多人卻說它不像台灣片,因為很多台灣的創作者在處理同一個地點,眼光會和他有所不同。

「所以我有點疑惑所謂的風格究竟是甚麼,現在自己也捉不準所謂台灣片,香港片在創作上的的差別在哪裏。」在創作的當下,導演的鏡頭專注於故事之中。當他站得遠一點,以另一種眼光回看香港和台灣的電影,張志威認為兩者必定有差別,「香港電影始終是一個工業,台灣的電影比較似手工業,所以兩者拍攝的節奏,和呈現出來的東西,風格始終有分別。」

張志威習慣看新聞來尋找靈感,而創作這個故事是因為三年前看到有個韓國女生靠直播自己每天吃飯,月入十多萬。那則新聞給他的感覺就是一種無形的孤獨感,令他思考這種情感和社區的關係。他沒有直接明言作品的終極意圖,只是希望告訴觀眾,「電影像是一個旅程,拍完之後,我已經完成了和它的旅程,接下來就是待它和觀眾去走餘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