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鏡頭置於生活 —
《兄弟爬山:抗爭紀錄短片系列》映後談

文:《獨報》記者簡寶怡 Connie Kan

「抗爭和抗爭者,並不狹義於街頭上,亦在日常生活,每人不同的命運,或居住的地方上,希望大家不要忘記生活處處是抗爭。」劉健鴻導演説。

不同位置上的人

曾錦山導演認為拍攝者能拍到的畫面因其身分而異,例如新聞記者一定要在最前,而紀錄片則有更多位置可選擇,因而有涵蓋的有現場前線、後援的故事,也有抗爭者、甚至警察的故事。就像廖潔雯導演拍攝《手足》時,因為裝備不足以對抗催淚煙,無法走到最前,所以開槍等畫面都是問朋友借用,但在逃走期間卻得到與手足齊上齊落的畫面。她認為紀錄片並非追求極具新聞價值的畫面,而是去捕捉人與人之間的感受,好像那天她在現場感受到的,就是大家互相照顧,不願有人落單,於是拍攝時都從這個感受出發,在後期剪接的時候也一樣。劉健鴻導演認為紀錄事實真相是新聞工作者的職責,而對一個電影人而言,是創作者想呈現一個怎樣的真實或你認為真實是甚麼,最重要的是人的情感。

長時間在外地的張紫茵導演則坦言罪惡感很大,不敢看新聞直播,但也寧願略盡綿力,例如與外國人解釋運動的緣由和理念,做一些國際文宣。拍攝《景外書》的時候是2017、18年,與現在的距離感很大,而且現在被捕政治犯相當多了。所以她在歐洲的時候,想的是她的崗位是甚麼,能做些甚麼,盡力而為。

鏡頭的價值

對於作為拍攝者該如何抽離,以及覺得鏡頭的價值是甚麼,廖潔雯導演認為其實是無法抽離的,因為她是香港人,這裡是自己的家。運動早期她有目標地將拍攝的片段在幾天內剪輯好放上網,除《缺一不可》外,然而局勢變化太快,好像衝突和警暴都層出不窮,但仍希望可以呈現到與新聞片段不同的故事讓大家思考。回想最深刻的經歷是雨革時拍了《義載 》,放映時正是兩年後16年游梁DQ案,現場觀眾問香港人可以做些甚麼,無力感很重,但其實她也沒有答案。所以這次她給了自己一個目標,不斷剪不斷讓大家思考,慶幸網上回響不錯,有人回應、思考然後作出行動。但到八、九月時她的身體已難以承受壓力了。所以她認為這是無法抽離的,只能訂立目標,做不到的時候就請朋友幫忙完成。

曾錦山導演同樣認為作為紀錄片導演不需要太抽離,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情感從何而來,並去理解它,拍攝的過程中去了解自己的關注點。劉健鴻導演則認為要常常提醒自己拍攝的動機是甚麼。張紫茵導演卻覺得自己的鏡頭常常在最後方,她也曾認真地想自己鏡頭的價值是甚麼。直至有一次在保加利亞的放映,有當地觀眾回應原來保加利亞亦曾有一個女記者被殺,她才驚覺原來鏡頭後的情感才是跨越語言,使不同世界各地抗爭者連繫。這是她把香港議題帶到國際的原因。

How to end?

如何完結?這是一條對於電影和運動的提問。廖潔雯導演認為現時未適合去製作一條長紀錄片,因為運動未完,亦未知會不會完,希望可以和香港人走得更遠。而短片亦有許多好處,如能短小精悍地聚焦一個重點,而現在仍有很多有趣的題材還沒拍,例如黃色經濟圈、蒙面。現在蒙面亦令拍攝更為困難,雨傘運動時人們很願意接受採訪,如在612再一次衝出夏慤道時,她在現場感受到的已經不同了。曾錦山導演表示曾有聲音討論一些素材是否合適在現時被公開或被討論,他們的考量當然是被拍攝者。作為紀錄片導演,本身就有責任去思考影像應怎樣處理,不過這些考量的準則每天在變,所以不知道甚麼時候才適合製作一條長片。至於完結的問題,他認為大抵都是憑感覺,像有人論運動的輸贏,其實心中沒有輸這個概念就不會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