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寬容 —
《菠蘿蜜》映後談

文:《獨報》記者何晉洸 Brian Ho

一個扎根異鄉的導演,一部意象紛陳的電影,廖導演在《菠蘿蜜》中觸碰了大量複雜的命題,包括歷史、種族、階級、宗教、家庭、人情等等。多元而宏大的構想貌似龐雜,但在現實中,我們又有誰真正能逃避以上任何一環?這樣的處理,代表着廖導演所聚焦的並非抽象的議題,而是把鏡頭化身悲憫之眼,用心剖析與感知每個微小個體的苦難。

電影採用了平行敘事的結構,把一凡的台灣生活與一凡爸爸在馬來西亞的童年交互剪接起來。兩人的辛酸苦況,隨着雙重時空的展開慢慢在觀眾眼前浮現。看畢電影,現場觀眾透過視像通話即場與廖導演進行問答。背後斜掛慈祥的佛像畫,緩慢沖和的談吐,廖導演向我們娓娓道來電影的創作動機,以及各個人物的可恨又可憐之處。

身世飄零的異鄉人

電影描述男主角一凡從馬來西亞遠赴台灣讀大學,過着艱苦的打工生活,為渴望居留在台灣而心感徬徨。巧遇來自菲律賓的工人萊拉後,同為在台灣社會被邊緣化的異鄉者,兩人彼此親近,繼而心生愛憐。 「人的遷移及流動非常普遍,但為何到了現今,移民及移工仍然是一個那麼難解的社會議題?」廖導演明言,這部電影要處理的就是身份認同的問題。電影展示了異鄉者對尋根的渴望,但同時又力圖擺脫家鄉局限的糾結與矛盾。

廖導演指出,一凡艱困的生存狀態中有許多元素取材於自身旅台的經歷。電影中有一幕,一凡在火鍋店打工時把手指頭切了下來。當觀眾皆認為是為了呼應他曾把爸爸的手指頭切下來的道德輪迴,廖導演卻拋出一個問題:「我們怎麼知道他不是有意這樣做?」在台灣,移民甚至會設想殘害自己身體換取居留權利,而大眾卻普遍看不見這些人的存在。「馬來西亞人為了在其他地方生存,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到那個地步?」

檢視禁忌般的馬共歷史

被友人戲稱為「禁片導演」,廖導演坦言在這部電影牽涉了馬來西亞共產黨的議題,基本上不太可能在馬來西亞發行,也不會有發行商願意接下這部電影。「許多人稱我為禁片導演,我其實只想如實反映馬共的歷史罷了。」有關國族與歷史的議題,廖導演指出他並非要把馬共英雄化,而是僅僅渴望為觀眾以及馬來西亞人拼湊一幅較為完整的馬來史。可惜,電影最終也無望在馬來西亞發行。

談到電影在片尾採用了馬來西亞的國歌,廖導演指出國歌本來是一首家喻戶曉的馬來情歌,擁有不同語言及版本。在被挑選為國歌後,這首馬來民謠被政府嚴格地標準化,自此失去了其多樣性及活力。廖導演不禁詰問,「為甚麼在建國以前,馬來西亞可以是一個開明,能夠包容多種文化及語言的土地,而在建國後卻變成了一個只能容許馬來語,只有國家認定的東西才能被允許的地方?」於是,他特意選了一首早期版本而非標準版本的國歌,向他心中那一個多元包容的馬來西亞致敬。

誰能種活菠蘿蜜?

「你只會跟家人一起吃菠蘿蜜,你不會到餐廳去吃這道水果 。在馬來西人心中,菠蘿蜜象徵着童年與親情。」廖導演徐徐地道出菠蘿蜜的內涵。在電影中,一凡的爸爸被裝進一個菠蘿蜜裡運出森林,以逃避紛亂的戰火。童年時,爸爸與家人一起坐在地板上吃菠蘿蜜,彷彿是一生中唯一能嘗到的甜蜜溫暖。後來,一凡與萊拉也透過菠蘿蜜互相親近,尋求在飄零身世中的慰藉。 「菠蘿蜜是黏黏的,最後把不同時代的人,母子,移工與學生等不同的人黏在一起了。」

導演認為,《菠蘿蜜》到最後談的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一凡不能種活菠蘿蜜,萊拉卻種活了,為甚麼?因為萊拉對人有真正而深刻的關懷,能感知別人的存在;而一凡,他心中只是想拼命地生存在台灣,他缺乏對他人的關懷。」從導演的角度,他自身也在回顧歷史的過程中產生了對爸爸存在的關懷。電影中失職爸爸的原型,其實來自他的爸爸。「你要我原諒一個接近八十歲的爸爸,我可能做不到;但你問我能否對這樣一個八十歲的爸爸有同理心,我就能做到。」透過回顧歷史,我們彷彿可以對他人的過失增加一份理解,從而產生更大的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