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層次的殺人 —
《落葉殺人事件》映後談

文:《獨報》記者劉雅麗 Karen Lau

是次的映後談,邀請了監製黃飛鵬、演員盧鎮業(小野)一同分享。

尋找演員和資金的困難

在香港拍攝獨立電影,可以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或香港電影發展局的「電影發展基金電影製作融資計劃」,從而得到資金。可是,日本沒有這類資助給獨立電影人,導演需要自己去尋找資金拍攝。黃飛鵬監製坦言,由於《落》並非傳統敘事,並有實驗成分,更難說服投資者投資。而第一筆拍攝資金來自三澤拓哉導演遇上交通事故而得到的賠償金,然後他再賣掉自己的房子補貼。而演員方面,導演則尋找三五知己或是喜歡演戲的朋友來演,甚至連他的父親和母親都客串了其中的角色。所以《落》是一部使用了有限資源拍攝出來的獨立製作。

電影的吸引之處

有不少觀眾都認為《落》的角色與角色之間的氛圍十分壓抑,一直期待着有殺人的畫面或是結尾會有爆發的地方,卻沒有發生。黃飛鵬監製表示《落》 的劇情一直不爆發,就是令到整部戲推進的原因。觀眾一直希望角色做些事令自己得到解脫,但是角色就是一直沒有去做。小野也認為有些畫面不一定需要拍攝出來,透過聲音就可以營造出衝突,就好像和也的媽媽跟奶奶的爭執那一段便是如此。

觀眾在觀後都存有不少疑問和想法。其中有觀眾提到,認為有很多日本的電影都不停地說人的懦弱,究竟是不是需要不斷強調懦弱呢?黃飛鵬監製解釋,自己沒有動搖導演的意志,只跟隨導演想說一個怎樣的故事。他也確實認為在劇中的日本人個性都很差,而導演似乎是將自己的鬱結、對於文化的不舒適盡放於戲中。而懦弱也並不是單一的層次, 猶豫不決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生成,未必能確定那就是懦弱。就好像小野的角色是否就是懦弱的代表?而最後拿起玻璃瓶是不是因一時的怒火而作的反抗呢?整部戲都十分搖擺不定,都難以把角色的性格說得確實,所以很難用單一的因果去為故事的敘事定調。但亦因為這種如現實般的不確定,所以就顯得更加合理。

有另一名觀眾講述自己對於結尾感到疑惑。小野在劇中的角色突然取代了「俊」這一個角色,而「俊」究竟是否存在在劇中?而且其中一幕,他看到山下有一隻膠腳,不清楚這是道具問題還是想表達甚麼。黃飛鵬監製笑着表示,觀眾留意到的位置不錯,那確實是一隻膠腳。他第一次在剪接時看到這場景是崩潰的,認為用真人去扮演屍體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他後來意識到這個想法正正就回歸到平常的邏輯,會把事情都合理化了。其實有趣的是究竟大家相信甚麼?當躺在海邊的屍體是真人的腳時,你會不會相信呢?然後,當你看到膠腳是否就不相信?當你看到有車禍,然後又看見膠腳,動機上也可以是合理的,所以他最後都被導演說服了。在拍攝中,他像這樣不斷地與自己相信的事件發生衝突,整件事十分有趣。至於關於最後「俊」的角色轉為小野,飛鵬認為這個時候觀眾應該問自己是由甚麼地方開始不相信呢?哪一個位置開始跟不到呢?黃飛鵬監製補充,三澤導演曾說過《落》 整部戲其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觀眾的懷疑」,在觀看的過程要將自己的懷疑投放於戲中,整部戲才是完整的;同時又要問自己相信甚麼,這也算是一種新的觀影體驗。

不同的觀影角度

黃飛鵬監製坦言自己最初都是以簡單傳統敘事去看整部戲,當導演表示想加插自己的畫面在影片中,雖然飛鵬抱有很多疑惑,但是慢慢跟着導演的步伐一同完成,之後再看的時候就覺得整個故事很有趣。小野指出在收到劇本或第一次剪接時都沒有看到有導演的鏡頭,於是問飛鵬認為三澤導演加插了延伸出來的這些作者角度的鏡頭在影片中,究竟是將電影故事拉緊還是鬆開了呢?黃飛鵬監製坦言自己在第一次剪接時都沒有這些的片段,而是三澤導演在剪接期間提出,認為這樣會多一個層次去說故事,所以他們就去作出嘗試。飛鵬看到導演不停地挑戰非主流,例如是敘事的人並不是由主體的角色負責說獨白,因而令飛鵬反思自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是否只是想去說一個故事,而沒有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並感到慚愧。所以他覺得,導演勇於探討不同的可能性,也的確為《落》增加了一個觀影的層次。

黃飛鵬監製說其中一樣有趣的東西是,既然是殺人事件,那麼究竟殺了誰?誰殺了人?怎樣去殺人?他點出戲中沒有明顯提及相關的答案,所以每一次去看的時候就可以代入每一個有動機的角色,將整個故事重新塑造;更指出如果是由敘述者去說故事,而敘述者都可以是說謊的人,觀眾就不應該只是單純留意劇情,而是可以考慮一下不同人的動機,或是自己會不會由甚麼地方就跟不到了?跟不到的地方並不是說《落》是懸疑或是特別,而是觀眾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到某些東西。例如可以站在和也媽媽(老人照顧者)的角度去理解事情,或是由四個少年的的出發點去看整件事都可以。每一次觀看也可以代入不同的角色,每個角色也有其說得通的道理,因此電影拼圖會再凌亂一些,產生更多可能性。

港日的拍攝模式和合拍片的得着

黃飛鵬監製提及《落》的拍攝團隊也是有趣的,當中有日本人,香港人和兩位蒙古人,而日本人的英文不好,香港人又不懂日語,相互的語言不通,所以很多拍攝方法都不是透過語言討論出來的。小野對此表示認同,並指出日本拍攝的習慣與香港的都不一樣:日本的有秩序、循規蹈矩,不太容易會作出更改;而香港則因為經常有變化,一開始拍攝就出現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反而不會準備得那麼充足。故此他去到日本後要重新適應,將自己掏空,放下自己的習慣和經驗,理解他人如何去拍攝、理解導演的敘事方法,再與大家重新磨合。

黃飛鵬監製點頭同意,認為語言的困境反而是好事,有時所謂的「能夠溝通」反而才是不能夠溝通,語言的方便會令大家很快地回答:「知道 」、「明白 」等字眼,然後就不再溝通。反而因語言上溝通不了,就會嘗試用另一些方法去溝通協作。例如香港的攝影師與日本的燈光師言語上溝通不了,燈光師要自己決定放燈光的位置,自然更加投入於創作之中,將自己的創意加進去,從而產生了一些新的東西、不同的拍攝風格。飛鵬表示自己在香港會拍不同的短片,羨慕日本的導演很開放,關於影像要呈現的東西都顯得開放。而三澤導演就指出實際上並沒有飛鵬想像中這麼美好,很多人都是不開放的。而飛鵬認為他們能以一個比較獨立和思想碰撞的形式拍電影,思想都是比較開放的。

最後,黃飛鵬監製指出作為創作者,不要先想別人會不會喜歡自己的電影,不要想電影的票房,而是要先思考拍攝的電影是否可以滿足自己,勇於嘗試不同的新創作,此外,合拍片有很多種,也只有通過嘗試才會知道有甚麼新的合拍方法、擦出甚麼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