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希望表達控訴,也不希望顧影自憐——
《自由行》映後談

文:《獨報》記者黃蕊獻 Susane Wong

自傳式創作的副作用

中國女導演楊樞因拍攝題材敏感的電影而滯留在港,帶着父親和兒子到台灣與居住在四川、參加旅行團遊台的媽媽實現家庭團聚。《自由行》講述的,正正也是流亡香港的中國導演應亮的故事。應亮表示,最初拍攝《自由行》的動機是希望跟自己的孩子溝通。「中國的世代之間大多欠缺溝通,上一代不會跟下一代講述自己經歷過的事情,因為害怕不安全,但許多記憶也因此而中斷。」所以正如片尾字幕「送給孩子」,他希望透過電影與孩子對話。他在兒子大約三歲時跟他說,自己正在寫一個關於他去台灣見外婆的故事。其後,兒子參與了演員在香港的準備過程,甚至同赴台灣,與戲中的演員和工作人員成為了朋友。對應亮來說,這套電影的拍攝其實是一個家庭行動,面對社會現狀,思考家庭內部可以作些甚麼回應,公眾放映並不在起先的預算之內。

《自由行》本來設定為應亮的自傳,他希望透過電影捕捉自己在香港流亡期間的心境,在撰寫劇本時加入了不少自己和太太的影子。後來他把劇本給香港的編劇朋友陳慧看,陳慧很快點出了應亮當時發現不到的盲點——如果戲中的導演和太太同是流亡者,二人欠缺差異,則在戲劇衝突上有不足,難以推進劇情,亦難以跟與流亡議題無關的觀眾溝通;戲中妻子一角的遭遇也太慘,承受太多。於是,他按陳慧的意見修訂劇本,將角色的設定由兩個流亡者改為一個流亡者、一個香港人,又將男導演的設定改為女導演,最後更邀請陳慧加入成為編劇。這樣的安排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當角色設定更易,不再直接指涉應亮,反而能指向中國一代導演的集體經驗,更具感染力與代表性。同時,三人編劇團隊中有兩位女性,能更佳地處理女導演楊樞的心境及母子關係。

選角與找資金的困難

有觀眾關心應亮如何為這套敏感的電影覓演員。應亮坦言找演員的過程頗困難,人選不多。飾演媽媽的耐安在應亮前作《我還有話要說》(2012)中已飾演過被判處死刑的青年楊佳的媽媽。應亮指,耐安是特別有勇氣的演員和監製,曾因監製電影《頤和園》(2006)而被禁工作五年,又二話不說出演《我還有話要說》這部禁片,這次聽到應亮要拍一部關於流亡導演的電影,更積極幫忙推薦演員。後來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找到合適的人選,便自己出演媽媽一角。至於飾演女導演楊樞的宮哲,也是經由耐安介紹。宮哲學藝術出身,後來因緣際會成為演員,應亮首次與她見面,便問她是否願意承受可能的風險。當宮哲了解應亮的工作方式——與演員建立默契、深厚了解,便覺得值得付出風險的代價,與應亮合作。最後飾演丈夫的Pete Tao,是馬來西亞演員。應亮覺得電影中丈夫一角的設定太過完美,近乎平面,於是希望找來滿有滄桑味,一向飾演黑社會、喜歡搖滾的Pete Tao,以彌補電影中人物缺少的「黑暗面」。

除了選角,也有觀眾關心《自由行》的資金問題。應亮坦言,《自由行》沒有甚麼商業價值,沒有明星,也不能在中國發行,市場很小。這種獨立製作的資金籌集一向較難,他當時在2016年夏天有創作的念頭,為了及時記錄自己流亡中段、尚未轉換身份成香港永久居民的心路歷程,急於在翌年夏天開拍,未籌集夠資金便開始演員訓練和拍攝。後來他非常幸運,陸續獲得台灣公共電視、香港Golden Scene及私人和匿名投資者等支持,得到約200萬的資金。這些資金雖然足夠讓應亮找到較為專業的團隊,卻仍遠遠不夠。應亮笑言,在找工作人員時都會問應徵者兩個問題,首先,對這個故事有沒有感覺,如果有,就會進而問第二個問題,是否願意接受以較低的報酬參與製作,願意的人就能留下來。應亮深信,只要工作人員對劇本有共鳴,就會投入心力製作,成就好的電影。

迴響與自訴

《自由行》可能是應亮接觸到最多香港觀眾的一部作品。讓應亮驚訝的是,台灣取景、中國題材的《自由行》引起不少港人的共鳴,他們有強烈的反應,也深深感嘆香港日益惡化的社會環境。而一些內地影評網站的中國觀眾卻大多反感,認為電影充滿憤怒和控訴,令應亮深感個人精神狀態與中國的差距。「我拍攝《自由行》的兩大原則,是不希望表達控訴,也不希望顧影自憐。」應亮最終想要做的,仍是以人物的關切為核心,於電影中表達自己在香港生活多年的經驗與個人獨特身份的視點。

照片提供: Sam Ng